作者:克里斯·塞勒斯，林赛·狄龙和菲尔·布朗

环境保护署最近因为不包括记者来自饮用水化学污染“峰会”。像这样的事件是一个更大问题的征兆:该机构正在被其监管的行业大规模接管。

我们是对环境健康、环境正义和不平等以及民主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我们最近发表了一项研究这项调查是在“环境数据与治理倡议”的主持下进行的，基于对45名现任和退休EPA员工的采访，调查得出的结论是，EPA署长斯科特·普鲁伊特和特朗普政府将该机构引向了学者们所说的“监管俘获”的边缘。

我们的意思是，他们正在积极重组EPA，以牺牲其利益为代价，促进受监管行业的利益官方机构"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多近才算太近?

“监管俘获”的概念有一个长时间记录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它有助于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0年深水地平线石油泄漏事件。在这两起事件中，松懈的联邦监管和政府对关键行业的过度依赖被广泛认为是造成灾难的原因。

你如何判断一个机构是否已被占领?哈佛大学的大卫·莫斯(David Moss)和丹尼尔·卡彭特(Daniel Carpenter)认为，当一个机构的行动“从公共利益转向受监管行业的利益”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行业及其盟友的意图和行动”。换句话说，农民不仅容忍狐狸在鸡舍周围潜伏，还招募它们来保护鸡舍。

服务行业

从他在EPA任职开始，普鲁伊特就一直维护石油化工和煤炭开采等受监管行业的利益很少讨论环境和健康保护的价值。“监管机构的存在，”他断言，“是为了给他们监管的对象以确定性”，并且应该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

在我们看来，普鲁伊特撤销、推迟或以其他方式阻止至少30项现有规则的努力，将环保署的规则制定“从公众利益转向受监管行业的利益”。我们的受访者绝大多数都认为，这些倒退削弱了他们自己“相当强烈的使命感……保护环境健康”，正如一位现任环保署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的那样。

这些有针对性的规则中有许多都有充分的公共利益，而普鲁伊特的建议——假设它们经得起法律挑战——将会侵蚀这些利益。例如，拒绝对杀虫剂毒死蜱的禁令将使农场工人和儿童面临发育迟缓和自闭症谱系障碍的风险。撤销燃煤电厂的清洁电力计划，削弱拟议的燃料效率标准，将牺牲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健康效益。

一个关键问题是，受监管的行业是否积极参与了这些举措。在这里，答案还是肯定的。

向工业界献殷勤

普鲁伊特领导下的环境保护署的高级官员与工业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副行政长官安德鲁·惠勒(Andrew Wheeler)曾是煤炭行业的说客。美国环保署化学品安全和污染预防办公室副助理署长南希·贝克(Nancy Beck)曾是美国化学委员会的高管。高级副总法律顾问Erik Baptist之前是美国石油学会的高级法律顾问。

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得的文件显示，普鲁伊特与受监管行业代表会面的次数比与环保人士会面的次数多25倍。他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不与他们认为“不友好”的团体接触。

2018年4月离开环保署的前政策办公室主任萨曼莎·德拉维斯(Samantha Dravis)有90分预定的会议在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期间拥有能源、制造业、天然气和其他工业权益。在此期间，她会见了一个公益组织。

间接证据表明，企业游说正在直接影响重大政策决策。例如，就在否决毒死蜱禁令之前，普鲁伊特会见了生产这种杀虫剂的陶氏化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推翻奥巴马的清洁能源计划和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是由煤炭巨头罗伯特·默里在他的“政府行动计划”中建议的。根据《信息自由法》公布的电子邮件显示，普鲁伊特与行业游行者之间关于EPA谈话要点的详细通信。他们还记录了普鲁伊特在制定他对清洁能源计划的攻击时与公司官员的多次访问。

静音其他声音

普鲁伊特和他的工作人员还试图排除潜在的利益和影响，首先是EPA的职业人员。在我们的一次采访中，一位环保局员工描述了普鲁伊特、房屋建筑业和环保局职业人员之间的一次会议。普鲁伊特迟到了，领着行业代表们到另一个房间合影，然后又成群结队地回到会议室，斥责他自己的环保局员工不听他们的话。

根据我们的一个消息来源，在预算削减、买断以及对不忠诚的员工和泄密者的惩罚的威胁下，环保署的职业员工已经变得“害怕……所以没有人反击，没有人说什么”。

结果，执法力度急剧下降。在特朗普执政的前6个月里，环保署收集了减少60%的钱与奥巴马总统或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在任期间相比，美国政府对污染者的民事处罚有所增加。该机构受理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也较少。

普鲁伊特上任之初，撤换了环保局科学顾问委员会和科学顾问委员会的许多成员，此举旨在赋予工业界和州政府代表更大的影响力。他还制定了一项新政策，禁止epa资助的科学家在这些委员会任职，但允许工业界资助的科学家任职。

2018年4月24日，普鲁伊特发布了一项新规定，限制了该机构在撰写环境法规时可以依赖的科学研究类型。这一举措是由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石油学会倡导的。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这不是一个强烈反监管的政府第一次试图改变EPA的方向。在我们的采访中，环保局的长期工作人员回忆了里根总统时期由他的第一任局长安妮·戈萨奇(Anne Gorsuch)领导的类似压力。

戈萨奇还削减了预算，削减了执法力度，用她的继任者威廉·拉克尔绍斯(William Ruckelshaus)的话来说，“把该机构的很多人视为敌人”。1983年，在国会对EPA不当行为的调查中，她被迫辞职，其中包括腐败的偏袒和对超级基金项目的掩盖。

那些年，美国环保署的资深人士强调了民主党在国会中占多数的重要性，正是民主党发起了调查，并让媒体持续报道美国环保署正在展开的丑闻。他们记得这一阶段是一个压迫时期，但注意到政治任命的亲工业行动未能弥漫整个官僚机构。相反，职业工作人员通过发展微妙的“地下”方式相互支持，在内部、与国会和媒体分享信息来进行抵制。

同样，媒体今天也在关注普鲁伊特的政策行动和道德丑闻。已经离开该机构的EPA工作人员公开反对普鲁伊特的政策。州检察长和法院系统也阻挠了普鲁伊特的一些努力。环保署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包括普鲁伊特任命的成员——最近几乎一致投票，对普鲁伊特许多最有争议的提议进行全面的科学论证。

尽管如此，由于特朗普政府强烈反对监管，而共和党人控制着国会，环保署在监管方面的最大挑战将是2018年和2020年的选举。

克里斯·塞勒斯(Chris Sellers)是石溪大学(Stony Brook University)历史教授、不平等、社会正义和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林赛·狄龙(Lindsey Dillon)是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社会学助理教授。菲尔·布朗是东北大学社会学和健康科学特聘教授。